萨义德 | 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干预社会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三辉图书 Author 爱德华·萨义德
虽然，所有主要传播途径都被最有力量的利益群体，因而也正是要反对或攻击的对手所控制，这是千真万确，甚至令人沮丧的；同样确定的是，较为灵活机动的知识分子的力量能够利用、实际上扩大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讲坛。
所以，一方面，由六个人统辖的六个巨大的跨国传媒集团控制着全世界主要的信息和新闻的供给；另一方面，有一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刚刚开始存在的共同体，就其人身而言彼此分离，但是以不同的方式联结于主要媒体避之不及的诸多行动主义（activist）共同体，他们实际使用着各种不同的、斯威夫特辛辣地称之为“演说机器”的东西。
想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系列机会，仅略举数例而言，它们来自发表言说的讲坛、小册子、收音机、另类的期刊、不定期的活页、访谈、集会、教堂的布道坛以及因特网。确实，要是想到一个人不太可能受邀上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新闻时间》（News Hour）或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夜谈》（Nightline）节目，而且事实上即使受到邀请，也只能提供孤零零的转瞬即逝的片刻，这是相当糟糕的。
但是，别的机会出现了，不是以简短的广播讲话的编排形式，而是更为扩展了的一段时间。因此，迅捷是一把双刃剑。有一种口号式的简约风格的迅捷，那是专家言论的主要特征：表面看来，扼要、利索、标准、务实，也有一种响应和组织的迅捷，知识分子——实际上，还有大多数市民——能够挖掘下去，以便使另一种观点得到更为完整、更为充分的表达。
我在此所说的是，通过利用我们所能得到的以无数讲坛（或流动舞台，这是另一个斯威夫特式的术语）的形式出现的东西，并且发挥机警而富有创造力的意志，让知识分子来开拓它们（那就是，要么是电视名流、专家或政治候选人无法得到的，要么是他们所回避的讲坛），那就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讨论。
这种新的局势所具有的解放潜能（以及对它的威胁）不可低估。
让我列举一个最近的非常有力的例证来说明我的意思。大约有400万巴勒斯坦难民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在黎巴嫩［那里发生了1982年的萨巴拉（Sabra）和沙提拉（Shatila）难民营大屠杀］、约旦、叙利亚、以色列控制的加沙和西岸等地的大型难民营。
1999年，生活在西岸伯利恒附近的戴维（Deheisheh）难民营的一群年轻、受过教育、积极进取的难民成立了伊达（Ibdaa）文化中心，其主要特征在于“跨越边界”计划；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方式，通过电脑终端，把大多数主要营地里面——在地理上和政治上被难以忍受、难以突破的障碍分离开来——的难民彼此联系起来。自从他们的父母自1948年被驱散以来，在贝鲁特或阿曼的第二代巴勒斯坦难民第一次能够跟他们的巴勒斯坦同伴进行交流。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所做的一些事情非常出色。
由此，戴维难民营的居民不断访问他们先前的巴勒斯坦村庄，然后向另一些难民描述他们的情感，为另一些难民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这些难民听说过，但是无法到达这些地方。仅仅几个星期，一场引人注目的大团结一举告成，它形成的时候，正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和以色列之间命运艰难、进入穷途末路的谈判开始考虑难民和回归问题的时候，而随同这个问题的是陷入僵局的和平进程中的互不妥协之核心的耶路撒冷问题。
所以，对于一些巴勒斯坦难民来说，他们的存在和政治意愿第一次得以实现，赋予他们一种新的身份，从实质上有别于被动的物化状态，而那是他们半个世纪以来的命运。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６日，在一次政治性的破坏行动中，戴维难民营的所有电脑都被摧毁；
无疑，这意味着难民就依然是难民，他们注定无法搅乱致使他们沉默至今的现状。列出可能的嫌疑犯并不难，但是难以想象哪个人会被点名或逮捕。无论如何，戴维难民营营地的居民立即开始努力恢复伊达中心，并且他们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为什么在这个和其他相似的环境中，个人和群体会选择写作和言说而不是沉默？回答这个问题，相当于详细说明知识分子和作家在公共领域面临着什么。我的意思是，存在着寻求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的个人或群体，他们认为（按照阿玛蒂亚·森的陈述）自由必须包括提供文化、政治、知识和经济发展的整个一系列选择的权利，这一事实将会使人产生表达的欲望，而不是沉默。这是知识分子使命在其职能上的常用表述。所以，知识分子所处的位置是使这些期待和愿望的表达成为可能，并且推进一步。
当然，现在的每一次杂乱无章的干预都是特别针对一个特定的偶然事件，并且设想存在着一种现成的多数意见、范例、知识或常规（我们都能挑选我们所喜欢的概念，它们表示压倒多数的、得到认可的、大而无当的标准），比如，在英美联军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在埃及和美国的全国选举期间，关于这个那个国家的移民准则，或者关于西非的生态。在这些和其他很多体制中的每一种体制之下，我们生活其中的时代的特点是倾向于一种主流的、媒体—政府的正统，与之相反的东西实际上举步维艰，即使知识分子确定能够非常清楚地表明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因此，为了重申显而易见的东西，每一种体制都应该按照其自身的假设来解释，但是（我要说这几乎总是如此）每一种制度也包含着一种竞争：一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各种利益的体系，另一方面是较为弱势的利益，它们受到强有力一方的挫败、抑制、合并或灭绝。这简直不言而喻：对于美国知识分子来说，责任更为重大，机会众多，挑战艰难。美国毕竟是唯一的全球强权，它几乎到处干涉；它用于统治的财力极其强大，尽管远非不可限量。
知识分子的角色是辩证地、对抗地揭示和阐明我前面所指的竞争，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和时间，挑战并且战胜看不见的权势强迫之下的沉默和整齐划一的平静。因为，在这种大规模的专横的集体利益和那些用来辩护、伪装或掩饰其运作，同时也防止对它提出异议或挑战的话语之间，有一种社会性的、知性的等同。
1993年，皮埃尔·布迪厄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一项集体工作，题为“人世的苦难”（La misere du monde），1999年译作“世界之重：当代社会苦难”（The Weight of the World：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其目的是迫使政客们注意，在法国社会，公共话语误导的乐观主义掩盖了什么。所以，这种书扮演了一种否定性的知识分子角色，用布迪厄的话来说，它的目的是“生产和散布防御手段，针对符号的统治，后者日益依赖于科学的权威”或专家意见，或者诉诸民族的统一、自豪、历史和传统，来迫使人们屈服。显然，印度和巴西不同于英国和美国，但是文化和经济上的这些显著的差异绝不应该模糊更令人吃惊的类似，它们可见于剥夺和镇压的技巧以及极其常见的此类目的，迫使人们温顺跟随。我还要补充一点，一个人并非总是需要提出一种深奥而细致的正义理论，来知性地与非正义交战，因为现在有一个储备充足的国际主义者的仓库，里面有各种惯例、规程、决议、宪章，只要国家的权势想用，就可以依此行事。并且，在同样的背景之下，我拒绝极端后现代（ultrapostmodern）的立场——就像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采取的立场，他由此来对付他轻蔑地称之为“学院式左派”的模糊不清的假想敌；面对种族清洗或灭绝，就像在制裁制度或（主要是人类而不是上帝的行为所造成的）拷打、审查、饥荒和愚昧的罪恶之下在伊拉克所发生的那样，这种立场坚持认为，人权是文化或语法措辞上的事情，当它们受到侵犯，它们并不真正拥有拙劣的基础主义者——比如本人——所赋予的地位，而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就像我们所能遇到的任何东西一样真实。
我想，可以说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政治化或美学化的顺从——以及所有各种形式，在某些情形中是自大和仇外，在另一些情形中是冷漠和挫败——主要被用来减轻依然存在的要求民主参与（也被认为是“对稳定的危险”）的愿望之余绪。这一点可以在《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里看得非常清晰，那是“冷战”结束十年之前，在三方会谈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要求下合著的。其中的论点是，过多的民主对于可控制性（governability）来说是不好的，它造成了一种消极被动，也就使得技术专家或政策专家的寡头统治集团更加容易把人们拉到它们的阵线。因此，如果一个人无休止地受到持有证明的专家们的教训，他们解释说我们都需要的自由要求破除常规，要求私有化或战争，而要求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是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能让个人的甚或集体的要求之类的东西来处理这种秩序。若干年来，乔姆斯基已经毫不留情地致力于解决这种麻痹综合征。
让我从个人经验中举一个例子，说明今天的美国对于个人的考验是多么令人生畏，以及多么容易让人滑入懈怠和无所作为。如果你得了重病，你就突然陷进了一个昂贵得令人震惊的医药产品的世界里，其中的很多还在试验阶段，有待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即使是那些并非试验阶段、并非特别新（比如类固醇和抗生素）的药物是可以救命的，它们过高的费用却被认为相对于其疗效来说是个低廉的价格。对这个问题观察得越多，就会遇到越多的共同基本原则（corporate rationale），那就是，尽管生产药物的开支可能很小（它经常微不足道），但是研究的成本非常大，并且必须在后来的销售中收回。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多数研究成本在政府允许的方式下进入了企业，而它最终来自每一个市民所交付的税款。当你通过质询一个有希望的、思想进取的候选人，例如比尔·布拉德雷（Bill Bradley），追问公共财富的滥用，那么，你很快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些候选人永远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从默克（Merck）公司和必治妥（Bristol Meyers）公司获得巨额竞选捐款，就不太可能去非难他们的支持者。这样，你继续纳税，继续生活，设想着如果你够走运的话，就会得到一张保险单，保险公司会支付一切。然后你发现，保险公司的会计师所做出的决定，依据的是谁在多长时间，在什么情况下，接受了昂贵的药物治疗或检查，无论它是被允许的或是不被允许的，此时你才会理解，一个真实的患者权利法案这种基本的保险依然不能在国会通过，只要你想到有很多获利丰厚的保险公司不辞辛劳地在那里疏通游说。
简而言之，我在此所说的是，即便是英雄式的努力（比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来理解这个体系，或者明确陈述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谓断开关联的另一种选择，也由于它们相对忽视了现存的形势中实际的政治干预而注定会被削弱——我们作为公民就身处这种形势之中，而其中的政治干预并非只是个人的，而是一个广泛的对立或反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所有人都传播着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对于全球体系的理解或概略——在很大程度上感谢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历史学家，诸如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梅勒克（Anwar Abder Malek）、布劳特（J.M.Blaut）、珍尼特·阿布路哈（Janet Abu-Lughod）、 彼得·格兰（Peter Gran）、阿里·马斯瑞（Ali Mazrui）、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但是，只有在这个那个特定的地理环境、结构或问题中直接遭遇它的时候，那些争辩才是发动了的，也许甚至是可以赢得的。我所说到的这种东西，有一个令人钦佩的编年史，由众多文章组成，包括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的《感受全球：困境的国际主义》（Feeling Global：Internationalism in Distress，1999）、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的《四海一家：今日之世界大同主义》（At Home in the World：Cosmopolitanism Now，1997）和尼尔·拉扎勒斯（Neil Lazarus）的《后殖民世界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实践》（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Practice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1999），这些书的有意识的地区性的和高度混杂的结构，实际上是批判（并且好斗）的知识分子对我们今天生活其中的世界的感觉之先兆，被认为是一个更大的图景中的一段情节甚或碎片，在那个图景中，他们的作品，以及像他们那样的其他人的作品，正在编撰之中。他们所提示的是一张经验的地图，它一直是不可辨认的，在２０年前也许是不可见的。但是，在传统的帝国遗留的后果中，“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和不结盟阵营的崩溃，全球化时代兴起的南北对话，这些东西既不能从文化研究，也不能从人文学科训练的范围排除出去。
我提到了几个名字，这不仅为了表示我认为他们的贡献如何重要，也是为了利用他们直接跳跃到一些得到共同关注的具体的区域，在那里，最后一次引用布迪厄的话来说，有着“集体干预”的可能性。他接着说：
我对此的反应是强调，如今缺乏关于知识分子能够做些什么的总体计划、蓝图或宏伟理论，还缺乏能够将人类历史描绘成向其发展的乌托邦目的论。所以，某个人别有用心地“发明”（invents）了一些目标——按照修辞学家所采用的拉丁语inventio（发明）一词的准确用法，这是用来强调再度发现，或者过去成果重新的组合，而不同于对发明（invention）的浪漫用法，后者表示从草稿中创造出某个东西——某个人从已知的历史和社会事实中设想出一个更好的情形。这实际上使得知识分子能够为很多团体，在很多地方，以很多风格有所表现，让我刚才提到的对立的感觉和紧密参与的感觉都能继续维持。所以，电影、摄影，甚至音乐，连同所有写作艺术都可能是这种行动的各个方面。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并非只是定义这种情形，而是也要洞悉积极干预的可能性，无论是我们自己随后去实行，还是承认已经走到了前头或者早已着手此事的作为守望者的知识分子。旧式的狭隘观念——例如一个文学专家，他的领域是17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学——已经自行取消，并且非常坦率地说，那种观念看来是毫无趣味的，也是毫无必要保持中性的。必须有这样的设想，尽管一个人不可能做或知道每一件事情，但也必定总是有可能不仅洞察近在手头的斗争、紧张或问题的各个因素，使它们能够得到辩证的阐释，而且感觉到其他人也在共同的计划中有类似的投入和工作。在亚当·菲利普（Adam Phillips）最近的《达尔文的蠕虫》（Darwin's Worms）一书里，我发现了类似于我所指的灿烂辉煌、鼓舞人心的内容：达尔文终其一生对于低贱的蚯蚓的关注，揭示了它无需一个或另一个整体，而在表现自然的变异性和设计方面所具有的能力，由此，在他关于蚯蚓的研究中，替换了“创世的神话，代之以一个世俗的维持生存的神话”。
是否有某种并非微不足道的方法，来概括这样的斗争如今在哪里，以何种方式发生？我将限定自己只针对这些斗争中的三种略说几句，这些斗争全都深切地顺从于知识分子的干预和阐述。首先是预防和阻止过去的消逝，它在迅速的变化、传统的重新塑形、历史的简化删节的释义中，正处于本杰明·巴伯稍微有点笼统地描述为“圣战对‘数字世界’”的斗争中心。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呈现历史的其他叙述和其他方面，而不只是那些代表官方记忆和民族身份、民族使命的斗士所提供的东西。至少，自从尼采以来，历史的写作和记忆的积累已经以很多方式被认为是权力的重要基础之一，引导着它的策略，制订着它的进程。例如，看看对于过去苦难的骇人听闻的利用，描绘在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彼得·诺威克（Peter Novick）、诺曼·芬克斯坦（Norman Finkelstein）关于大屠杀之使用的记录中，或者只是停留在历史复原和补偿的范围之内，看看对于重要历史经验的不公正的损坏、分割和忘却，它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当下疏通周旋，所以只能被打发和贬低。现在所需要的是醍醐灌顶的、清醒的历史，表明历史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而不至于让某个人得出结论说，它按照要么是天神，要么是权势所决定的法则，与人力无关地向前发展。
第二个斗争是构建共同生存的而不是战斗的领域，以此作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成果。在非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训值得学习，那就是，虽然解放它的军队精神高尚，它却常常不足以防止受压抑的民族主义取代殖民政权，而且，这一过程本身很快就被纳入了“冷战”，尽管有不结盟运动在政治修辞上的努力。再者，它已经被一个小小的学院理论的工业化生产缩小，甚至变得琐屑浅薄、无足轻重，这种学院工业简直已经把它变成了自相矛盾的对手之间的一场模棱两可的争辩。在我们很多人都感到自己曾经参与其中的关于正义和人权的各种各样的争辩中，我们的介入需要有一种组成要素，强调需要重新分配资源，并且倡导理论上的强制规则，来针对如此扭曲人类生活的权力和资本的巨大积累。
没有平等，和平就不可能存在。这是一种急切需要重申、证明和加强的知识分子价值观念。和平这个词汇本身的诱惑在于，它被围绕着、实际上沉浸于各种各样的哄骗：赞许，无可争议的颂扬，感情用事的支持。国际传媒（就像最近的案例，在伊拉克的这场未经认可的战争中）把一切都不加辨别地详细叙述和修饰，并且不问是非地传播给无数观众，对他们来说，和平与战争是娱乐奇观和即时消费。需要更多更多的勇气、工作和知识，来把“战争”与“和平”这样的词汇分解成它们的基本元素，重新恢复遗漏在一直由权势所决定的和平进程之外的东西，然后把那些正在消失的事实放回事情的核心；这样胜过写作一些阐述“自由”的文章，按照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的方式，给那些遥远的、处于仁慈的帝国主义的旗帜下的老百姓造成更多的破坏和死亡。知识分子也许是一种“反记忆”（countermemory），有它自己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它不会允许良心转过脸去或者陷入沉睡。如约翰逊博士所言，最好的矫正办法是想象你正在讨论的那些人——在这个案例中就是会有炸弹落在头上的那些人——正在当面注视着你。
可是，正如历史绝不会终结或圆满，同样，一些辩证的反对派也不可调和、不可超越、不可真正混合在一种更高的、无疑是更加崇高的综合之中。我的第三个例子，也是跟我的家乡最密切相关的例子，就是巴勒斯坦的斗争；我一直相信，它绝不可能通过一种技术性的，最终是监护性的重新划分地理区域，而真正得到完全解决，那种划分允许遭受驱逐的巴勒斯坦人有权利（好像如此）居住在他们20％的土地上，巴勒斯坦将完全依赖于环绕着它的以色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以色列应该撤出前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这也是从道义上无法接受的，因为以色列人现在又在成为完全像巴勒斯坦人那样的难民。无论我如何寻找解决这个僵局的办法，我也无法找到，因为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权利对权利的案例。剥夺整个民族的土地和遗产，这不可能是合理的。犹太人也是我所说的一个受苦受难的群体，已经背负着极其悲惨的遗产。但是，不像以色列社会学家齐夫·斯特恩海尔（Zeev Sternhell，他曾当面向我提出他的观点），我不能同意对巴勒斯坦的征服是必然的。这个观念冒犯了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的痛苦的感受，而它以自己的方式，同样是不幸的。
重叠这些依然无法协调的经验，要求知识分子有勇气说，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并且，几乎完全采用阿多诺的方式——他在关于音乐的著作中，始终坚持现代音乐绝不能跟生产它的社会和谐一致，而是在其紧张并且通常是绝望地精心制作的形式和内容之中，音乐能够面对周围的一切暴虐，担当无言的见证。阿多诺说，个人的音乐作品与它的社会环境的任何同化都是错误。我的结论是这么一个想法：知识分子的临时家园是一种紧迫的、抵抗的、毫不妥协的艺术领域——唉！他既不能由此退却，也不能从中寻求解决方案。但是，只有在那种动荡不安的流亡地带，一个人才能第一次真正领会那种无法把握的东西之艰难，然后，无论如何，继续努力。
读了好文，点个“在看”